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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稱為“當代中國集成電路產業巨將”的江上舟，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海歸，曾擔任三亞市副市長，是公認的中國城市建設的先驅者，也是國家大飛機項目的啟動者之一。2011年6月27日，他在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長任上病逝，享年64歲。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大師》欄目不僅為介紹江上舟的巨大貢獻，更為介紹他的崇高品格，于春節期間播出這部記錄江上舟生平的紀錄片。

　“54歲時，他患了肺癌。但生命的最后十年，竟成為他一生美妙的絕響。在與病魔不屈的抗爭中，他為今天的中國推進了大飛機、集成電路等大科學項目，也留下了一種實干、精進的品格。但他的名字，是在他去世后，才被更多的人認識。”這是紀錄片《江上舟》開篇之語中的一段話。

　　作為上海SMG紀實頻道的一檔有影響的人文性品牌節目，《大師》欄目已播出了百年中國100多位在各個領域開風氣之先，在中國的實業、科教文化等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人物。

　　與此前聚焦近代人物如馬相伯、嚴復、陳寅恪等人物風格迥異的是，今晚上海紀實頻道《大師》欄目將播出的人物紀錄片首次把目光聚焦于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中國留學生身上——當代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巨將”江上舟。

　　《大師》欄目總編導表示，《江上舟》在《大師》欄目創下多個第一：這是制作了100多部大師紀錄片的《大師》第一次為共產黨干部立傳，也是第一次關注新中國培養的人物，同時是第一次關注當下去世的人物。片長72分鐘的《江上舟》將于1月29日（正月初七）21：30在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大師》欄目播出。

　“他長久地影響了中國”

　　出生于1947年的江上舟既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留學生和第一代闖海南的人，也是第一個有博士學位的市長，曾留下“找市場，不要找市長”的名言。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更是在與癌癥抗爭的同時，積極推進著中國的大飛機、集成電路等大科學項目。他于2011年6月27日在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長任上去世，業界頓時驚呼“集成電路產業的巨將隕落”，也有人在蓋棺時刻譽之為當代中國的“戰略性科學家”。

　　江上舟逝世后不久，上海紀實頻道《大師》欄目經過多方考慮后于2011年9月開始策劃人物片《江上舟》。《大師》總編導王韌告訴早報記者，其實他們最初對江上舟是否符合《大師》的標準也心存疑慮，畢竟《大師》所做的人物紀錄片都是清末民初以來標桿性的人物，如馬相伯、陳寅恪等，但真正采訪下去，所有的編導都發自內心地敬佩江上舟的人格魅力，他說：“《大師》欄目是寫為民族的復興想了一點問題，出了一點主意，做了一點事情，并把這三個一點堅持了一生的人。并且，那個‘一點’長久地影響了中國。而江上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王韌坦言：“之所以將江上舟列入大師的名單，是因為他的一生始終傾注于對城市建設和中國產業發展的思考和努力。十年間，在和病魔賽跑的過程中，他為國家篩選出大飛機、集成電路制造、新能源汽車等重大戰略專項，為上海布局半導體裝備、太陽能、第三代移動通訊等重大戰略棋子，促成一個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零的突破。”

　　據悉，這次制作《江上舟》，也是到目前為止《大師》欄目采訪對象最多的一個人物。采訪對象上至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下至普通的村支書和江上舟的司機、秘書等，節目組幾乎成了總動員工作狀態，采訪了近30人。

　　在《大師》欄目之前，江上舟在海南工作的十年很少被媒體報道，也因此很少為人們知曉。但這次《大師》欄目用了將近一集25分鐘的篇幅來講述這十年。

　　“隨著我們采訪的深入，我們發現，江上舟是中國城市建設的先驅者。”王韌說。在三亞，江上舟首創中國第一個土地交易中心，提出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長，要找市場”的論斷。而江上舟把亞龍灣打造成公共海灘的理念，就是今天已廣為人們認識的城市公共空間。在洋浦，江上舟提出了著名的口號，一是按國際化辦事，二是與世界經濟接軌。洋浦的試驗是超前的。公務員招考、集中采購、公共財政等中國一系列行政改革都是在洋浦發端的。

　　許多人回憶他，說的最多的是他的開創性，三亞的實踐幾乎就是中國城市建設的方向。城市的公共空間，土地使用制度的創建，明天城市的概念，今天已為人們推崇。

　　博士市長的“書生意氣”

　　1979年，江上舟赴愛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聯邦蘇黎世理工學院求學。這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八年后，1987年，時年40歲的江上舟在取得電子工程科學博士學位之后，旋即回國服務。

　　留學苦讀生涯中，他感受最深的是祖國和西方國家的差距，這觸發了他對國外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的深入調研與思考。所以，當取得優異成績畢業，他抱著從政的愿望回到祖國的。妻子吳啟迪雖早于他一年學成歸國，并在上海同濟大學任教，但他還是在老同學舉薦下去了北京，在國家經委中小企業局當副處長。

　　1987年年底，海南籌備建省，請中國社科院的專家去搞經濟規劃。江上舟因提過建議，也被請去。當時，海南要成為經濟特區，激發了大批知識分子改革開放的熱情，許多人扔掉鐵飯碗，“十萬人才下海南”。

　　江上舟一到海南，就扎進了研究中。他這一留，中國便有了一個世界著名的旅游勝地三亞市。他當時即提出了建設“世界的三亞，明天的城市”的概念，而彼時三亞還不過只是一個小鎮。1988年，海南立省，并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江上舟則成了籌建中的三亞市政府負責人。在江上舟的構想中，三亞應該是中國的國際科技城，而且，他在那時就提出城市建設的公共空間，豐富的海岸沙灘都不能由單位和私人占有。

　　在三亞鳳凰村，《大師》欄目組采訪到一個黎族老支書董文明。他講述了二十多年前，江上舟為建三亞機場，而做農民的征地工作的故事。征地在今天來看，還是一件讓許多人頭疼的事，但江上舟只用四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分屬于幾個民族的幾百戶村民的搬遷， 時任鳳凰村村支書的董文明回憶說：“他是拿板凳坐著和老百姓談，有些當官的怕老百姓有傳染病，他都不怕。……他一來就和老百姓待一天……他兒子大學畢業了，放暑假了，他叫他兒子到我家來勞動鍛煉，給我挑稻谷……來我家里三個月。”

　　江上舟只用四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分屬于幾個民族的幾百戶村民的搬遷。這么短的時間完成拆遷，這在當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王韌說：“其實，江上舟的工作方式也很簡單，就是親民，愛民，真心地為老百姓考慮。”

　　三亞之后建起了鳳凰機場，三亞的旅游從此也終于起飛。今天的三亞沒成為科技城卻成為了旅游城，然而江上舟的努力依然值得稱道。江上舟在三亞時期的秘書陳明糾認為：“三亞如果沒有這么大的一個機場的話，三亞的旅游也不會有今天。”

　　《大師》欄目組在采訪中發現每一個與江上舟接觸過的人，對他的感情都是發自肺腑的，不是面對鏡頭時的修飾。王韌透露了一件采訪中發生的事：“在采訪之前，老支書董文明并不知道江上舟已經過世了。我們告知他時，他露出了一種無所適從的茫然。結束時，老人特意拉住我們，希望能得到一個江上舟夫人吳啟迪的聯系方式，他想打個電話問候一下。片刻的猶豫后，我們就把吳啟迪的手機號留給他了，因為他在訪談中講到了一個細節，二十年前，當江上舟和吳啟迪夫婦來到鳳凰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時，他家的孩子甚至把尿撒在吳啟迪的身上。”

　　王韌注意到，采訪對象回憶起江上舟，說的最多的就是他的開創性。而這也是這位拿過洋博士學位的政府官員身上難能可貴的“書生意氣”。事實上，他的一生總是與“副職”為伴。到了上海之后，做的也是經委副主任，市府副秘書長。他去世后，也時常有人問，為什么他貢獻很大，卻鮮為人知。有人總結，江上舟個性鮮明，煩抽象概念，厭空洞套話，只會實干。國務院原副總理習仲勛的秘書、時任海南三亞開發建設投資公司總經理賈延年在節目組采訪中這么說道：“他是另類。怎么另類？他書生氣太足，他是理想主義者，所以對很多官場的門道，他直來直去。……他就是這么干事的人，官場的潛規則，他不懂，干事都干不過來，哪有工夫想別的事？”

　　與病魔賽跑的科學戰略家

　　1997年，江上舟離開他奮斗了十年的海南，調任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他的妻子吳啟迪也在這時出任同濟大學校長。

　　江上舟回到上海時，上海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的轉型期。當時舉步維艱，但江上舟卻感慨6300多平方公里的上海是全世界制造業資源最密集區域之一。他表現得非常欣喜，認為恰恰是上海，是國家發展集成電路、現代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重要產業的福地。但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發展時期，大家的興趣點、認識點似乎都不在于此。

　　正是1997年這一年，臺灣企業家張汝京到大陸尋找生產芯片的合作伙伴。當時的中國，做電腦的廠家有很多，但“有腦無心”，芯片大部分依賴進口。這既嚴重制約經濟的發展，又關系著國家的信息安全。張汝京由此看到了商機，他在新加坡、北京、香港、上海尋找這項產業的基地，但最終選擇了上海。

　　張汝京曾透露，因為那時候最快回應他的就是上海。那時候江上舟支持這個事情，而且他聽得懂，明白這個項目的重要性，知道是什么樣的項目。于是，江上舟和時任美中科技促進會會長馬啟元一起向中央遞交了發展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意見。但芯片行業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又需要培育的產業。

　　科技部部長萬鋼在接受采訪時評價說：“（當時）大家都忙錢的事，你去提長遠的事，尤其像投入，不像引進一個產品能馬上產生效益的時候，你是有壓力的。”而當時，江上舟一方面向中央闡述集成電路的戰略意義，另一方面，要克服彌漫著的信心缺乏。他要完成中國自己的集成電路產業跨越式突破。

　　2000年8月1日，這個芯片生產基地終于在上海張江打下第一根樁。中國的芯片產業邁入世界先進行列的步伐，由此起步。江上舟為這個產業基地，以自己獨特的眼光和胸懷召回海外學子。在張江，江上舟被譽為海歸創業的引路人。萬鋼形容他道：“他是一塊吸鐵石，所有留學回來的同學，不管是回來還是沒回來，上舟是都要見的、都要談的。”

　　但誰也沒有想到就在中芯國際打下第一根樁的第二年，也就是它2001年的年底投產的時候，江上舟竟被查出肺癌，那時他出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剛剛四個月。他的心里正醞釀上海要發展的項目有10多個，包含了3G通信、軌道交通、電動汽車、通用操作系統等。不治之癥的降臨，使他有了愈加的緊迫感，他希望上海能占領工業高地，能帶動傳統產業的升級與調整。

　　作為優秀的戰略科學家，患重病的江上舟仍然在2003年6月，被國務院任命為重大專項論證組組長，參與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的編制，從數百個項目中篩選出大飛機、集成電路，探月工程等16個國家重大專項。

　　在他與癌癥賽跑的十年間，病情幾次復發，但在人們印象中，他總是樂呵呵的，似乎比健康人還精神，為國家篩選出大飛機、集成電路制造、新能源汽車等重大戰略專項，為上海布局半導體裝備、太陽能、第三代移動通訊等重大戰略棋子，促成一個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零”的突破。

　　上海市經委副總工程師林晶事后說：“假如不知道隱情的話，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生病，而且是生那么重的病，不治之癥，根本就不會感覺到。因為他還和你談工作，還有那份情懷。”科技部部長萬鋼至今仍能想起江上舟常和他說的一句話：“和領導說話有3個‘三’，三分鐘、三句話、三張紙，得弄明白、得講清楚……其實三張紙的報告，要遠遠比十張難寫。要把每一句話都想透了。”

　　作為一位不可多得的科學戰略家，江上舟既洞悉世界產業經濟的趨勢，又有微觀的深入和把握；既有原則，又思路開闊；既有遠見，又能實干。直到今天，人們在感慨他的遠見的同時，也在敬佩他的無私，甚至有人說，正是他的無私，才有了他的遠見。

　　當采訪全部完成時，《大師》欄目組的所有采編人員都忍不住感嘆：今天的中國依然有這樣一個“焦裕祿”式的干部，他真心地為老百姓謀福，真心地希望這個國家能強大起來。采訪完成時，距離春節只剩下7天了。《大師》欄目組全力進行精心的后期制作，最終在大年夜的早晨完成。